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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章 允禵 康熙朝的风云人物（第1页）

一、青年时期

在康熙朝的历史舞台上，爱新觉罗·胤禵以其独特的性格和出众的才能，成为了诸多皇子中备受瞩目的一位。他的青年时期，正是康熙盛世最为辉煌的年代，而胤禵本人的成长轨迹，也如同那个时代的缩影，充满了机遇与挑战。

胤禵出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正月初九，出生在一个皇族家庭，自幼便显示出了不同于常人的智慧与能力。他不仅天资聪颖，而且勤奋好学，很快就赢得了父亲康熙帝的喜爱。康熙帝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从胤禵少年时代起，便经常带他在身边，参与各种重要的活动与事务。康熙帝对胤禵的宠爱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照顾上，更在于对他未来展的悉心规划与培养。

根据史料记载，康熙帝对胤禵的偏爱表现在许多方面。最显着的一点就是胤禵享有支取官物的特权。这项特权意味着胤禵可以定期从朝廷领取生活必需品，这不仅是物质上的优待，更是精神上的信任与重视。康熙帝对胤禵的这种特别关照持续了七年之久，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一直延续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直到康熙帝去世。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胤禵在康熙心中的地位之高。

胤禵不仅受到康熙帝的宠爱，在兄弟之间也有着极好的人缘。尤其是与才华横溢、为人谦和的皇八子胤禩情投意合。两人之间的深厚友情，在一次危机事件中得以彰显。康熙四十七年（17o8年）九月，当康熙帝怀疑胤禩有篡位之心并大雷霆之时，胤禵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为胤禩辩护，甚至不惜以自己受罚为代价。这次事件虽然让胤禵遭受了肉体上的痛苦——被打了二十大板，行动不便，但却意外地加深了康熙帝对他的了解与信任。康熙帝从胤禵的行为中看到了他对兄弟的情义与忠诚，以及坦荡磊落的品格，这些品质使得康熙帝对胤禵更加宠爱。

胤禵在西征期间，康熙帝不仅慷慨地赏赐给他十万两白银作为奖励，还对他几个未成年的儿子关怀备至，时常带在身边，多加赏赐。这种特殊的关爱，甚至过了对其他几位已经封为亲王的皇子长子的待遇，显示出胤禵在康熙心中的独特位置。即便胤禵当时仅是贝子的身份，但他的子女却享受到了与亲王之子同等的礼遇，这一点足以证明康熙帝对胤禵及其后代的高度重视。

二、驱准保藏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正值清帝国的鼎盛时期，然而在西部边疆，一场由准噶尔部领策妄阿拉布坦动的战争威胁到了清朝对西藏地区的控制。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康熙帝决定派遣自己的第十四子胤禵，以抚远大将军的身份统率大军进驻青海，旨在平息这场叛乱，确保边疆的稳定。

在正式出征之前，康熙帝为胤禵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送仪式。这场仪式不仅体现了胤禵的重要地位，也象征着康熙帝对这次军事行动的高度重视。胤禵在太和殿前接受敕印，随后率领大军从京城出，前往战区。康熙帝亲自下达旨意给青海的蒙古王公，强调胤禵的领导权威，要求他们全力配合胤禵的工作，显示出康熙对胤禵的信任与期望。

胤禵抵达西宁后，立刻着手组织指挥作战。他面对的任务异常艰巨，不仅要指挥来自新疆、甘肃和青海等地的八旗与绿营部队，还需处理复杂的军政事务。胤禵不仅需要制定战略战术，还要负责后勤保障、情报收集、士气鼓舞等一系列工作。更重要的是，他还肩负着协调内部及与当地民族关系的任务，特别是要与达赖喇嘛以及青海各部进行有效的沟通与合作。

在胤禵的领导下，清军采取了多路进攻的战略。一方面，平逆将军延信从青海方向推进；另一方面，定西将军噶尔弼则从川滇方向进军西藏。到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八月，噶尔弼的部队成功进驻拉萨，为后续的行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年九月，胤禵命令延信护送新任达赖喇嘛入藏，并在拉萨举行了庄重的坐床仪式。此举不仅加强了清廷对西藏地区的宗教和政治控制，也标志着策妄阿拉布坦策动的西藏叛乱被彻底平息。

胤禵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的表现得到了康熙的高度赞赏，他不仅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还证明了自己在处理复杂政务方面的成熟稳重。康熙为此下令立碑纪念，并命宗室辅国公阿兰布起草碑文，以表彰胤禵的功绩。然而，随着雍正帝即位，这块碑文因未颂扬其父而被毁弃，反映出宫廷内部权力更迭后的微妙变化。

康熙六十年（1721年），胤禵再次调整战略，试图直接攻击策妄阿拉布坦位于伊犁的基地。尽管最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但胤禵在此次平叛行动中的表现无疑巩固了他在康熙朝中的地位，并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三、夺储失败

雍正帝即位后，对于曾经的竞争对手、尤其是那些被视为对其皇位构成威胁的兄弟们，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这其中，胤禵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对象。雍正即位之初，即刻着手削弱胤禵的势力，以确保自己的统治稳固。

康熙去世后的第二天，雍正即位，并迅采取行动。先，他晋升镇国公延信为贝子，并命其火前往甘州接管抚远大将军的印信。与此同时，雍正向延信下达了一道密谕，要求延信收缴胤禵所有的奏折、朱批谕旨以及私人信件，并将其密封后呈送京城。雍正特别警告延信不可手软，否则将面临严厉的惩罚。这表明雍正对胤禵可能持有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感到担忧，并急于消除任何可能威胁其合法性的隐患。

十二月初七日，延信与正从青海返回京城的胤禵在陕西榆林附近相遇。按照雍正的指示，延信并未透露关于收缴文件的命令。十二月二十日，延信抵达凉州后得知胤禵的小福晋们已经先行一步前往京城的消息，遂立即密报雍正，并提供了可能的路线信息，以便雍正能够派人拦截并搜查胤禵家属可能携带的文件资料。

胤禵回到京城后，在景山寿皇殿拜谒其父灵柩时，面对雍正帝，拒绝下跪，这一举动显然激怒了雍正。侍卫拉锡见状上前拉胤禵下跪，引了胤禵的强烈反应。他不仅怒斥拉锡，还直接质问雍正，声称自己是皇帝的亲弟，不应受到如此对待。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兄弟间的紧张关系。

随后，胤禩（当时已改名为允禩）从帐房中走出，劝说胤禵下跪。在胤禩的劝说下，胤禵最终屈膝跪下。然而，这一幕并未平息风波，反而成为了日后雍正攻击胤禩的一个借口。雍正认为胤禩此举是在挑拨离间，暗示其结党营私，违背君主的旨意。

雍正即位后，为巩固自己的权力，要求所有兄弟的名字中去掉“胤”字，改用“允”字，以此表示对新皇帝的尊敬与服从。胤禵的名字也被改为“允禵”，这一改变不仅仅是文字上的调整，更象征着其地位的下降和政治影响力的削弱。

四、囚禁岁月

康熙帝去世后，雍正帝即位，随即开始了对潜在威胁者的清算。作为康熙帝第十四子的胤禵，由于其在储位争夺中的活跃表现以及与雍正帝之间的复杂关系，自然成为了要的目标之一。雍正帝即位之初，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胤禵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力。

康熙帝去世后不久，胤禵被雍正帝召回京城，随即被软禁于景陵读书。这一安排表面上看似是一种保护，实则剥夺了胤禵的政治权力和自由。在景陵，胤禵的生活受到了严密监控，他无法自由地与外界联系，更无法参与到任何政治活动中去。

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康熙帝的灵柩被运往遵化的景陵进行安葬。安葬仪式结束后，雍正帝谕令胤禵留在景陵附近的汤泉，不得返回京城，并且命令马兰峪总兵范时绎负责监视胤禵的一切行动。这种安排进一步限制了胤禵的自由，并将其与权力中心隔离。

同年，孝恭仁皇后（即雍正帝的生母）去世。雍正帝在名义上为了安慰其母的在天之灵，晋封胤禵为郡王。然而，这一晋封实际上只是一个虚衔，胤禵并未获得相应的封号和俸禄，黄册上仍旧记录他是固山贝子。这种表面的提升实际上是对胤禵的一种讽刺和羞辱，表明雍正帝并不真正打算给予他实质性的权力或尊重。

到了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雍正帝开始对那些曾在储位争夺中支持其他皇子的兄弟们展开全面打击。胤禵在这场清洗运动中未能幸免，他被革去了郡王的爵位，降为固山贝子。这一连串的打击不仅削弱了胤禵的政治地位，也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声望。

雍正四年（1727年）初，雍正帝进一步加大了对胤禵的惩治力度。这一次，雍正帝不仅革去了胤禵的固山贝子爵位，而且还下令将他从景陵押解回北京，囚禁于景山的寿皇殿内。寿皇殿是供奉先皇灵位的地方，选择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点作为囚禁之所，不仅再次体现了雍正帝对胤禵的不信任，也象征着胤禵从此失去了所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在寿皇殿内的囚禁生活，对于胤禵来说是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他不仅失去了自由，还面临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这段时期，胤禵几乎与外界隔绝，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活动，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然而，即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胤禵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尊严和坚韧的性格，默默承受着命运的不公。

五、晚年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随着雍正帝的去世，乾隆帝弘历即位。乾隆帝即位后不久，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前任皇帝在位时留下的紧张局势，其中包括释放那些被雍正帝囚禁的兄弟。在这些被释放的兄弟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十四叔胤禵和十叔允?。

乾隆二年（1737年），胤禵被封为奉恩辅国公，这是对他之前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一种补偿。尽管这一封号并不意味着他能够重新参与朝廷的政治决策，但它至少象征着乾隆帝对这位叔叔的认可与尊重。此后，胤禵的地位逐渐得到恢复，乾隆十二年（1747年），他又被封为多罗贝勒，进一步提升了其在家族中的地位。

乾隆十三年（1748年），胤禵更进一步被晋封为多罗恂郡王，这一封号不仅标志着他恢复了以往的尊荣，还意味着他在家族中的地位得到了显着提高。同时，胤禵还被任命为正黄旗汉军都统，以及总管正黄旗觉罗学，这些职位虽然在实际政治权力上可能有限，但在象征意义上却十分重要，表明乾隆帝希望借此恢复胤禵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名誉。

然而，当胤禵重获自由和荣誉的时候，他已经年事已高，不再具备年轻时的那种活力与锐气。尽管乾隆帝给予他一系列的封号和职位，但政治上他已不可能再有所作为。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自身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另一方面也因为清朝的政治格局已经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权力结构已经形成。

胤禵在晚年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尽管他未能重返政治舞台的核心，但他至少能够在余生中享受到一定的尊重与安宁。乾隆二十年（1755年）正月初六日，胤禵在经历了多年的风雨之后，安然离世。他去世后，乾隆帝赏赐了一万两白银用于办理丧事，并赐予他“勤”这一谥号，表达了对这位叔叔一生努力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