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法律方面的努力,也为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提供了保障。而在这相对稳定与繁荣的文化环境中,为文化展提供了一定空间,涌现出苏天爵、袁桷等杰出文人。
苏天爵,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出身书香世家,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对经史子集皆有深入研究。
早年,苏天爵在地方任职,积累了丰富的理政经验,深知民间疾苦。他为官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敢于直言进谏,不畏权贵,因而深受百姓爱戴和朝廷信任。
苏天爵在元朝官至监察御史、礼部侍郎等职。因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元仁宗时期,朝廷委以他编纂《元朝名臣事略》的重任。
为完成这部着作,苏天爵广泛搜集资料。他查阅大量官方文献、私人笔记以及民间传说,走访众多名臣的后人及相关人士。经过数年辛勤努力,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细致筛选、整理和考证,《元朝名臣事略》最终问世。
这部书收录了元朝初期四十多位名臣的事迹。记述木华黎时,详细描述他跟随成吉思汗征战四方,智勇双全,多次以少胜多,为蒙古帝国开疆拓土立下赫赫战功,且对待部下宽厚仁爱,深受将士拥戴。
写耶律楚材时,着重展现他力主推行汉法,提倡以儒治国,建议设立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为元朝文化和教育事业奠定基础,同时积极推动经济改革,制定税收政策,促进经济展。
苏天爵还着有历史学着作《资治文稿》。在这部作品中,他通过对历史事件深入分析,总结出许多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以独到见解和敏锐洞察力,对各朝代政治得失进行评判,为当时统治者提供有益借鉴。
袁桷,庆元路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出身书香门第的他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精通经史,擅长诗词歌赋,文风典雅,意境深远。
袁桷得到朝廷赏识,被任命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等职。
在史学方面,袁桷参与多部史书编纂和修订工作,注重史料收集和考证,力求还原历史真相,主张以客观、公正态度书写历史,不偏不倚评价人物和事件。
袁桷的史学着作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研究元朝科举制度时,他详细梳理其展脉络和特点。
袁桷与虞集关系紧密,虞集乃元代着名文学家,着有《道园学古录》等作品,其诗文典雅清丽。袁桷与虞集在文学观念和审美追求上相互启,共同推动了元代文学的展。
袁桷还与杨载往来频繁,杨载以雄浑刚健的诗风着称,着有《杨仲弘诗集》。他们相互借鉴彼此的诗歌风格,使各自的创作更具特色和深度。
此外,袁桷与范梈也常有交流。范梈的诗作意境清幽,着有《范德机诗集》。
元仁宗尽管挑战重重,文化领域仍有可圈可点之处。这些文人墨客之间的交往和切磋,不仅促进了个人文学造诣的提升,更为元代文化的繁荣与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元仁宗于132o年正月去世,享年35岁,皇位传给了17岁的儿子硕德八剌。儿子在位3年,享年2o岁。
尽管短短的三年,但是他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他大量起用汉族官僚和士人。推行“津助赋役法”,减轻百姓负担。
在此之前,百姓赋税负担沉重,约占家庭年收入的五成以上,劳役也极为频繁。该政策实施后,赋税降低约两成,劳役安合理,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稳定。
元英宗编纂法典《大元通制》。这部法典相较以往的法律典籍更加系统全面,涵盖了刑事、民事、行政等多个方面,明确了各类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规范了土地、财产等民事纠纷的处理方式,确立了行政机构的职责和权限。
清除太后集团势力。据相关记载,在此次整顿中,查处贪污腐败官员达数百人,其中包括省部级高官数人,革职查办的中低级官员更是众多。诸如尚书、巡抚等皆因贪污被严惩,权臣铁木迭儿贪污受贿、专权跋扈,利用职权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占土地。
元英宗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下令将其罢官免职,并没收全部财产。其党羽也进行清查和惩处,许多与其勾结的官员被革职查办,有的甚至被处以极刑。